17世紀的人們收藏藝術品的目的，或多或少是為了營造自我品味與聲望。透過其收藏的品項，維持個人的信念，用心經營自己給他人的觀感評價。那麼收藏家在17世紀要如何讓其他人知道他的收藏品呢？
藏品圖冊與畫中畫的宣傳助力
要展現收藏家豐富收藏的方法，可以透過編纂、出版藏品目錄來達到目的。有些目錄更添加了版畫插圖以說明藝術原件的樣貌。雖然這並非在藝術收藏才獨創，但這樣添加圖版的方式，能夠讓他人清楚知曉原作的樣貌為何。許多繪畫便是藉由圖冊的宣傳方式，而逐漸廣為人知。
1625年，費德里科‧博羅梅奧主教（Cardinal Federico Borromeo, 1564-1631）為其所創立的藝廊撰寫指南手冊《安布羅西亞納藝廊》（Musaeum Bibliothecae Ambrosianae），書中說明藝廊內部的最佳藝術品項，表達他對藝術的熱愛，以及對於極具藝術天份的畫家之讚賞。
但可惜的是，這本指南手冊僅以文字紀錄之，而未有圖版的對應。1660年，李奧波特‧威廉大公（Archduke Leopold Wilhelm, 1614-1662）出版其委託大衛・特尼爾斯二世（David Teniers II, 1610-1690）編纂之收藏圖錄——《繪畫大觀》（Theatrum Pictorium），此為史上第一本專門替繪畫收藏所紀錄的插圖圖錄。圖錄中的版畫插圖，是由大衛・特尼爾斯二世領軍的12位版畫家，共同製作而成，這些版畫畫面細緻且比例良好。
1660年代，法王路易十四（Louis XIV, 1638-1715）開始將皇室收藏製成高品質的精美銅版畫，並將這些版畫彙集成專冊《皇家雕版收藏集成》（Cabinet du Roi）。這些目錄與版畫圖錄除了散播收藏者的品味與聲望外，對於藝術家知名度與創作質量的優劣上，也有廣泛且強力的宣傳作用。
【右圖】原作Raffaello Sanzio, Saint Margaret, c. 1518. Oil on panel, 192×122 cm,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, Vienna. 【左圖】《繪畫大觀》中的複製版畫插圖。
當然，收藏家要向他人展現藏品，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帶人參觀其藝廊或空間。透過這些參觀者在參觀後所紀錄下來的日記以及書信，使後世可以探窺一二這些寶物到底樣貌如何，亦可透過這些文獻資料，察覺到當時上流社交圈對這些收藏家品味的評價。還有一些富有和野心強烈的收藏家，欲將他們充盈著藝術藏品的藝廊、收藏空間，以圖像的形式永遠保存下來。
他們雇用畫家繪製「畫中畫」，將自覺值得炫耀、留名的藏品，以繪畫的形式紀錄起來。舉例來說，李奧波特‧威廉大公除了委託大衛・特尼爾斯二世編纂《繪畫大觀》外，他也讓畫家繪製多幅展現其藝廊樣貌的畫中畫，並彰顯其豐碩的繪畫藏品。從17世紀的畫中畫可觀察到，畫面中的收藏作品多為繪畫與古代雕塑，與16世紀前曾經流行的動物標本、硬幣徽章等物件選擇上，有明顯的不同，印證人們收藏品味的改變。
David Teniers II，《李奧波特‧威廉大公在他於布魯塞爾的畫廊》(The archduke Leopold William in his paintings gallery in Brussels), 1647-1651.
時代風氣與品味
「繪畫」的地位於17世紀末已有明顯的提升，這個轉變的過程十分漫長且涉及的影響因素複雜，主要歸因於以下幾點的轉變：17世紀科學革新的蓬勃發展，各項專業分門別類，研究水平逐漸提升並且更加深入。當時人們抱持著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（Humanism）的價值觀，對於藝術品的定位觀念與價值上產生改變。
他們認為古代雕塑因為包含歷史價值的因素，所以在收藏上的品味中，還是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。而古代雕塑和繪畫的價值，特別是繪畫作品，雖然不比貴金屬較高的材料價格，但在非物質條件下的價值測量上，承載藝術家的理念與構思更為珍貴。
這個時期，貴金屬、織毯紡織製作職業所組織公會的趨於成熟，價格亦有明確的規範。再加上瓦薩里(Giorgio Vasari, 1511-1574)《藝術家傳記》中所強調的藝術家生平與評價，使得人們在挑選收藏品時，多少會依照藝術家的聲望來做選擇。
而織毯與寶石雕刻的工藝者卻沒有被紀錄下來，缺少了讓收藏者判斷收藏標準的依據與吸引力。這些原因導致依賴技術勞力而成的織毯與寶鑽等，漸漸比不上以藝術家勞心於知識與意念的結晶——繪畫。
另一個影響因素是因為1653年成立的佛羅倫薩素描學院（Florentine Academy of Design），把建築、雕刻、繪畫、素描等學科從雜亂的技法中跳脫出來，使得這些學科的地位與其他工藝開始有區別。以上種種因素，使得繪畫作品變成當時人們熱衷追求的主流收藏物件。
依照當時流行的品味風向，繪畫的價值有時會有所改變，價值的高低也有分別。如：藝術收藏界的知名風向指標—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（Christina of Sweden, 1626-1689），較偏愛義大利大師的繪畫，而較不重視歐洲北部的畫作；第14代阿倫德爾伯爵（Thomas Howard, 14th Earl of Arundel, 1586-1646）收藏種類繁雜，有書籍、手稿、繪畫雕刻、以及一些珍奇物品，然而觀察阿倫德爾伯爵與夫人的肖像畫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兩張委託畫像中，僅展現古代雕刻和繪畫那一字排開、氣勢宏偉的陳列樣態。
從這兩張畫中可看出，阿倫德爾伯爵想在畫像中展現當時社會崇尚的古代雕塑、繪畫作品等人文氣息濃厚的高藝術，以營造夫婦倆有高雅的收藏品味之形象。
【左圖】Daniel Mytens, Thomas Howard, 14th Earl of Arundel, c. 1618. Oil on canvas, 207 x 107 cm, Arundel Castle, Arundel.
【右圖】Daniel Mytens, Aletheia Talbot, Countess of Arundel, c. 1618. Oil on canvas, 207 x 107 cm, Arundel Castle, Arundel.
透過藝術作品的收藏史，我們從多面向來探究藝術收藏與社會之氛圍與關係，如何影響繪畫逐漸成為收藏的重點項目。因繪畫富有人文主義強調勞心的巧思，遂價值逐漸提高，導致畫作價格可能超過製作材料昂貴的稀有鑽寶。這樣的轉變讓人思考：繪畫藝術是承載人類意志的結晶，或者是成為投資者貪婪獲取金錢、誇耀者炫富自豪的另一種工具？
參考書目
- Brown, Jonathan. Kings & Connoisseurs: Collecting Art in Seventeenth-Century Europe. New Haven: Yale Univ. Press, 1995.
- MacGregor, Arthur G, and Oliver R. Impey, ed. The Origins of Museums: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-Century Europe. 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1987.
本文轉載自漫遊藝術史：繪畫如何成為最有價值的藝術品之一？（下篇）